本文摘要：荀子是“中国第一位社会学者”——探寻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第一个版本中国古代没有社会学吗100多年来，所谓社会学只是“进口货”，中国古代没有社会学，已成无需论证即广被认可的“铁案”。20世纪初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来中国教授西方社会学，即确立了其在大学课堂的独占职位。社会学在中国恢复重建之初，1980年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又来宣扬，中国不仅本无社会学，就是引进社会学也“比日本晚四分之一世纪”。在这一“洋教条”禁锢下，有人居然把中国社会学史视为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流传史。

荀子是“中国第一位社会学者”——探寻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第一个版本中国古代没有社会学吗100多年来，所谓社会学只是“进口货”，中国古代没有社会学，已成无需论证即广被认可的“铁案”。20世纪初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来中国教授西方社会学，即确立了其在大学课堂的独占职位。社会学在中国恢复重建之初，1980年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又来宣扬，中国不仅本无社会学，就是引进社会学也“比日本晚四分之一世纪”。在这一“洋教条”禁锢下，有人居然把中国社会学史视为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流传史。

至于中国本土到底有没有社会学，竟然基本无人提及，就是稀有地谈到荀子之时，也只是说他提出了“群”的观点，顶多认可他提出了“群论”，基础称不上是“学”。如此以来，西方观点和理论就占据了独尊的职位，以其裁剪中国履历事实自然就是天经地义的了。

可是这样的话，怎么可能像吴文藻、费孝通等前辈所希望的那样，在中领土地上重新建设起一门中国自己的社会学，更遑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气势派头、中国气派的社会学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了。由此看来，中国社会学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本土起源？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前途运气至为关键。

早在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局势》的总论中写道：“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虽然，近世史之前途，未有艾也，又安见此伟大国民，不能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者!吾欲草此论，吾之热血，如火如焰；吾之希望，如海如潮。”而发端于春秋之末，以战国为主的数百年，梁启超称之为中国学术的“全盛时代”。荀子生活的战国之末，则是“全盛中之全盛”时期。他盛赞荀子建立的群学，称荀子是“社会学之巨擘”。

早在1897年所作的《说群序》中，他就立下了要“发现群义”的宏愿，然则“理奥例赜，苦不克达，既乃得侯官严君复之治功《天演论》，浏阳谭君嗣同之《仁学》，读之释然有当于其心”。于是，计划“作《说群》十篇，一百二十章”。这一宏愿不知何以却未能实现，留下了学术史上的庞大遗憾。不外，梁启超在《新民说》等多篇著作中，还是对群学多有分析。

荀子群学是战国末期处于世界学术“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的良好结果之一，循着先哲的研究偏向，回到荀子群学元典，探赜索隐，继续“发挥之光大之”，亦是今日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再起的吾辈之责。中国社会学究竟始于何时在今天，研究群学元典，不仅对于清末民初的先哲们而言具有接续的意义，对于建设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更是一个重大而迫切的任务。中国社会学究竟始于何时？这是不行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百年来盛行的“中国本无社会学”之论，完全漠视了中国历史上深厚而璀璨的社会学资源。

然而，费孝通先生多次引述英国功效主义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在20世纪30年月的论断：中国早在战国末期已由荀子建立了社会学这个学科。照此说来，中国社会学绝对不只是什么“进口货”，中国社会学史绝对不只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流传史”，它有自己的起源与演进脉络。

荀子群学就是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初始版本。以此为历史基础，才可能“在中领土地上重新建设起一门中国自己的社会学”，才可能真正增强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自觉和学科自信。为什么说群学是中国古典社会学的元典在笔者看来，令梁启超感应“理奥例赜，苦不克达”的，很可能主要是群学在《荀子》一书中的出现形态问题——《荀子》一书并不是切合西方学科尺度的单一学科“专著”，为什么说该书之中的群学是中国古典社会学的元典？这是一个必须回覆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仅在梁启超所处的群学与西方社会学相遇初期是“理奥例赜”的，就是在今天也难免令人有“苦不克达”之感。事实上，这是一些人不明白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的“原因”之一，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显然，《荀子》一书并不是单单讲“群”的专著，我们说《荀子》一书中包罗着群学的元典形态，凭据就在于该书提出了群学的合群、能群、善群、乐群四层命题，形成了最主要、最基本的群学观点体系和命题体系，而不在于荀子是否提出了“群学”之名，不在于《荀子》一书是不是切合西方学科尺度的“社会学专著”。以是否提出了“群学”之名，是否有西方样式的专著，作为评判荀子是否建立了群学的尺度，那是用现代人的“学科”观点去苛求2200多年前的昔人。

这就如同问荀子是否有“身份证”、群学是否注册了发现权一样。梁启超歌颂荀子是“社会学之巨擘”，卫惠林肯定荀子是“中国第一位社会学者”，拉德克利夫·布朗认定荀子是社会学的老祖，显然都不是依据那种外貌的“标签”，而是凭据实质性的“内在”——群学的观点、命题和原理。“元典”初创的标志，是形成了焦点观点和基本原理；“元典”完成的标志是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观点体系和相对系统的命题体系。

群学命题体系是在群学观点体系的基础上构建而成的。命题是由观点组成的判断，由命题组成的命题体系可以完整地表达群学的宗旨、要义和功用。

如果说观点体系可以证明群学的存在性，那么命题体系则可以直接出现群学的富厚内容。而这些在《荀子》一书中都以其时可能的最完整、最系统的形式出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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